杨绛：教育是管教，受教育是被动的，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，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，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，说这孩子该上学了。孩子第一天上学，穿了新衣新鞋，拿了新书包，欣欣喜喜地上学了!但是上学回来，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，除非老师哄得好。

我体会，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，学习的自觉性，培养人的上进心，引导人们好学，和不断完善自己。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，让他们潜移默化。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，言传不如身教。

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，由淘气转向好学的。爸爸说话入情入理，出口成章，《申报》评论一篇接一篇，浩气冲天，掷地有声。我佩服又好奇，请教秘诀，爸爸说：哪有什么秘诀？多读书，读好书罢了。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，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，现代小说，读得津津有味。我学他们的样，找父亲藏书来读，果然有趣，从此好读书，读好书入迷。

我在启明还是小孩，虽未受洗入教，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，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，也要爱别人，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，莫负人家信任深；我要爱人，因为有人关心。

我进振华，已渐长大。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，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，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，使我深受感动。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。

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，我是通过他的行动，体会到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。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，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，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。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，有位军阀到上海，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，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，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，说名与器不可假人，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。上海沦陷时期，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，视而不见，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。

我们对女儿钱瑗，也从不训示。她见我和钟书嗜读，也猴儿学人，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，居然渐渐入道。她学外文，有个很难的单词，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，跑来问爸爸，钟书不告诉，让她自己继续查，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。

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。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，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，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，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，问他签名干什么，小孩说：您签了名，这画才值钱!可惜呀，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，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？

问：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，和钱钟书先生结婚后，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，学习做媳妇，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，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。杨先生，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？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？

杨绛：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，从旧俗，行旧礼，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。叩拜不过跪一下，礼节而已，和鞠躬没多大分别。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，那么，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，不合适不要结婚。

抗战时期在上海，生活艰难，从大小姐到老妈子，对我来说，角色变化而已，很自然，并不感觉委屈。为什么，因为爱，出于对丈夫的爱。我爱丈夫，胜过自己。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，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，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、创造力而牺牲自己。这种爱不是盲目的，是理解，理解愈深，感情愈好。相互理解，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。

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。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，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。钟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，只想贡献一生，做做学问。这点和我志趣相同。

我成名比钱钟书早，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，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。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，比自己有价值。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，能够和《围城》比吗？所以，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，我不仅赞成，还很高兴。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，致力写作，为节省开销，我辞掉女佣，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。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，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，一会儿又烫起了泡。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，使我很自豪。

钱钟书知我爱面子，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，特陪我同去小菜场。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，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。他怕我太劳累，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，当然洗得一塌糊涂，统统得重洗，他的体己让我感动。

诗人辛笛说钱钟书有誉妻癖，钟书的确欣赏我，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，对我的鼓励很大，也是爱情的基础。同样，我对钱钟书的作品也很关心、熟悉，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《围城》搬上银幕，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，我觉得应表达《围城》的主要内涵，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，那就是：

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，

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

对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。

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

意思是围城的含义，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，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，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。钱钟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，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。

我是一位老人，净说些老话。对于时代，我是落伍者，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。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，想提醒年轻的朋友，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，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，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、支持和鼓励，两情相悦。我以为，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，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，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。门当户对及其他，并不重要。

问：杨先生，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，最能依恃的品质，最值得骄傲的品质，能让人不被摧毁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？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、向上之气来自哪里？

杨绛：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，是肯吃苦。因为艰苦孕育智慧；没有经过艰难困苦，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。有了亲身经验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。

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，对文化的信仰，对人性的信赖。总之，有信念，就像老百姓说的：有念想。

抗战时期国难当头，生活困苦，我觉得是暂时的，坚信抗战必胜，中华民族不会灭亡，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。我写喜剧，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。

我们身陷上海孤岛，心向抗战前线、大后方。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，都抱成团。如我们夫妇，陈西禾，傅雷，宋淇等，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，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。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、文化人泾渭分明，不相往来。

有一天，我和钱钟书得到通知，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。到会后，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：到会的都得签名。钟书说：不签，就是不签!我说：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，我们不签，看他们怎么办。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，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，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。

到文化大革命，支撑我驱散恐惧，度过忧患痛苦的，仍是对文化的信仰，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，忍受抄家、批斗、羞辱、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。我绝对不相信，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，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，会泯灭人性，就此沉沦。

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，对外小心观察，细细体味，一句小声的问候，一个善意的鬼脸，同情的眼神，宽松的管教，委婉的措辞，含蓄的批语，都是信号。我惊喜地发现：人性并未泯灭，乌云镶着金边。许多革命群众，甚至管教人员，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，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。我于是更加确信，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，也必以失败告终，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。

问：杨先生，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。可是，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，与忍生活之苦，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，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，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，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、穿隐身衣，甘当一个零。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、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，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，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杨绛：这个问题，很耐人寻思。细细想来，我这也忍，那也忍，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，内心的平静。你骂我，我一笑置之。你打我，我决不还手。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，我会说：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为我当杀人犯呢？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？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，抵御侵犯的盾牌。我穿了隐身衣，别人看不见我，我却看得见别人，我甘心当个零，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，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。这样，我就可以追求自由，张扬个性。所以我说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。含忍是为了自由，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。

问：孔子十五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，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，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，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。期颐之境，几人能登临？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？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？

杨绛：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。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不懂，有一天忽然明白了，时间跑，地球在转，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。现在我也这样，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天看叶子的变化，听鸟的啼鸣，都不一样，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。

树上的叶子，叶叶不同。花开花落，草木枯荣，日日不同。我坐下细细寻思，我每天的生活，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。我每天从床上起来，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，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。八段锦早课，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；翻阅报刊看电视，得到新见闻；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，旧书重读的心得，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。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，对人更了解些，相处更和洽些，这方面总有新体会。因此，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，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。

我今年一百岁，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，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，寿命是不由自主的，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。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，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。

细想至此，我心静如水，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，过好每一天，准备回家。

附杨绛先生介绍

杨绛：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

被誉为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的杨绛先生，在过完104岁生日后，身体依旧很好，仍然思路清晰、精神矍铄。

1994年，钱钟书住进医院，缠绵病榻，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。不久，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。

1997年，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。

一年后，钱钟书临终，一眼未合好，杨绛附他耳边说：你放心，有我!内心之沉稳和强大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钟书逃走了，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到哪里去呢？我压根儿不能逃，得留在人世间，打扫现场，尽我应尽的责任。

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《斐多篇》。

2003年，《我们仨》出版问世，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，感动了无数中国人。

而时隔4年，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《走到人生边上》，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，被评论家称赞：九十六岁的文字，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。

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，多达7万余页，也被杨绛接手过来，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：

2003年出版了3卷《容安馆札记》，178册外文笔记，20卷的《钱钟书手稿集·中文笔记》也于2011年面世!

杨绛的亲戚讲述，她严格控制饮食，少吃油腻，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，再将汤煮黑木耳，每天一小碗，以保持骨骼硬朗。

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、做大雁功，时常徘徊树下，低吟浅咏，呼吸新鲜空气。

高龄后，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，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，腿脚也很灵活。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。

杨绛有篇散文名为《隐身衣》，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，隐于世事喧哗之外，陶陶然专心治学。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，低调至极，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。

2004年《杨绛文集》出版，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，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：稿子交出去了，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。我只是一滴清水，不是肥皂水，不能吹泡泡。

钱钟书去世后，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，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，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。九十岁寿辰时，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。

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，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：我和谁都不争、和谁争我都不屑；我爱大自然，其次就是艺术；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；火萎了，我也准备走了。

先生一路走好......

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网址：http://xlzx.hnust.edu.cn/

预约电话：0731-58291687